——也谈“杜甫很忙”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时常在文学课程里给学生们讲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今年3月，诗圣杜甫突然在网络爆红，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在微博上疯传，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脚踏摩托、时而变身NBA球星、时而嬉笑使用ipad，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作为一名国学的学习者和传播者，我不想把“杜甫很忙”简单地视为“网络恶搞”，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轻松与严肃交替的文化时代。我宁愿将之视为新一轮的网络文化现象之一，只要是代表了年轻人释放内心压力的一种新形式，只要是时代青年建构身份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只要是愤青们基于叛逆心理而质疑经典的一种文化娱乐方式，就可以为解析这一现象提供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元的学术路径。我宁愿不去做太多的高深分析，而将之视为偶然出现的、以模拟和戏仿为手段的、寻求快感和参与感的一场游戏狂欢。

然而，拿诗圣这类中国传统文化名人“开涮”，形成一定的娱乐炒作和公众围观，使我在轻松一笑的同时，不能不生出一丝隐忧，因为“杜甫很忙”现象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当下社会人文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落和迷茫。

这个时代，已经毋庸置疑地进入了文化多元性时代。有迷途的娱乐形态，就有严肃的文化追索。而承担这一“严肃的文化追索”使命的，正是文学。

于是，中国大地上，多种文学奖项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体制内公认的第一类文学大奖，就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性其它文学大奖还有：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中国作协全国性一级学会主办的文学大奖又有：中国小说学会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艾青诗歌奖；中国作协各大期刊社主办的常设文学大奖还有：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作家》年度奖）、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等。此外，老舍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除了以上全国性奖项而外，各大期刊社、各行业主办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各类常设文学奖，如《十月》文学奖、《当代》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蓝盾文学奖（全国公安文学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全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等。而各地主办的面向全国和海内外评选的文学大奖还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萧红文学奖、徐志摩诗歌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

4月13日下午，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微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东台山举办颁奖典礼。武汉女作家方方凭借小说《武昌城》，获“年度杰出作家”大奖；杨显惠(《甘南纪事》)获“年度小说家”奖；黄灿然(《我的灵魂》)获“年度诗人”奖；赵越胜(《燃灯者》)获“年度散文家”奖；阿乙(《寡人》)获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李静(《捕风记》)获“年度评论家”奖。作家方方获15万元奖金，其他奖项得主每人获3万元奖金。方方的作品，正大、绵实，元气充沛，叙事悠长而强悍，语言细腻而练达，写俗世而有情，用浅语亦有致，格局宽阔，气象磅礴，才得以从格非、贾平凹、王安忆、严歌苓、杨炼等多位提名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继王安忆之后第二位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的女作家。

就全国总体文学奖项而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只是一个地方性奖项，是基于南方都市报平台，对年度优秀的华语文学作品加以褒扬的奖项。但它的操作非常规范，有自己的标准和特色，只遵从文字自身的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感，而不受任何艺术以外因素的影响，并凭借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和文化良知，提醒人们关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逐步奠定了自己在华语文学界的地位，同时在社会大众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历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情况中，可窥见中国当代文学中顶级作家群体风貌：年度杰出作家奖：第一届史铁生，第二届莫言；第三届格非，第四届贾平凹，第五届韩少功，第六届王安忆，第七届阿来，第八届苏童；第九届张炜。

因为在肆意娱乐的年代里，精神和艺术领域里还存在着如许丰富的文学奖项和文学作品，就使得这个时代除了调侃，还依然保留着严肃的精神追索态度。这个态度，集中反映在文学奖项之中，不仅见证了一个个文学作品的成熟，也标示出了一个人在身处的时代里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好的作品，叙事果决，但语言并不尖刻；内心沧桑，但感情并不孤冷。对低矮的生活不轻慢，对重大的问题不怯场；对青春有警觉，也有向往；对人性有拷问，也有悲悯。好的文化，谨严、细密而内敛，是中国现实的时代变迁和个体生活的双重见证。好的娱乐，探索心灵和现实的逻辑关系，以字里画间深藏的喜气表达梦想，以世俗生活的尽情描摹塑造中国人朴素、沉重的人生价值。好的调侃，试图在思想和现实、个人和群体的驳难中，辨识一个城市的基本精神和一种市民生活的柔韧品质。好的流传，豪迈委婉，正大恢弘，在精神的挫败中积攒勇气，在生硬的伦理中寻找辉煌，在诛心的繁琐里发扬润泽心灵的事务，并有力地重申着理性精神在文化生态里的庄严价值。《论语》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好的信念，接近正义，那样的语言，怎么重复都可以。

“杜甫很忙”现象与华语文学大奖的颁发，是轻松与严肃交替的文化时代里，大众在庄重与冒昧、写实与虚构之间的进一步抉择。我们的文化也正在重拾旧山河，整装待发。